天下风云七百年第五章之五

第五章 王敦起兵

一，石勒得志

公元321年，三月，日中有黑子，这是关于黑子的记录在《资治通鉴》中的首次出现。石勒在与祖逖达成了一定的和解之后，便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付幽州刺史段匹磾。此次战役的统帅由中山公石虎担任，主攻厌次；猛将孔苌则负责清扫外围，拔除了除厌次以外的一切据点。段文鸳眼见守军士气不振，便想凭借自身的高超武艺做最后一搏，于是率领数十名精锐骑兵奋勇出击，杀伤了大量敌军，段文鸳更是奋力冲杀，以致战马倒地不起。石虎从前与段文鸳交往甚密，于是好言相劝；不料段文鸳誓死不屈，下马力战，后赵士兵直至他槊断刀折、筋疲力尽以后才将其俘获，厌次城中的守军顿时彻底绝望。

此时掌握城防实权的人邵续之弟、乐安内史邵洎，他已然被后赵的军威吓破了胆，于是率领邵续之子邵辑等人开城投降，本想单人独骑逃往江东的段匹磾以及朝廷使者王英也都成为了俘虏，幽、蓟、并三州从此彻底为后赵所掌握。石勒、石虎都曾与段匹磾结为兄弟，与段部渊源很深，因此起初很想将其收为己用，于是便任命段匹磾为冠军将军、段文鸳为左中郎将，飘落在外的三万余户流民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是段匹磾对于石勒的礼遇完全无动于衷，反而经常身着朝服、手持晋节，在经过长期感化仍然无效的情况下，石勒最终还是将段匹磾、段文鸳以及邵续一并处死。由此可见，段匹磾虽然有擅杀刘琨之罪，但是归根结底倒也不失为一名忠臣。

平定河北对于后赵来说至关重要，白手起家的石勒总算大功告成，志得意满，于是他派人前往武乡故里邀请那些昔日故旧来到襄阳聚会。石勒出身卑微，曾经与邻居李阳为了争夺一块沤麻池的产权归属而斗殴，因此当乡里诸人都为出了一位大贵人而沾沾自喜之时，惟独李阳却担心会遭受报复而不敢同去。史书中记载了石勒对此事的处理，显得十分有趣。石勒曰：“李阳，壮士也。沤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岂仇匹夫乎！”遂召之饮，引其臂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拜参军都尉，以武乡比丰、沛，复之三世。由此可见，石勒此时可谓是志在天下，而且还有心与汉高祖刘邦一比高下。从他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要比故人难容的陈胜要高明得多。

二，山雨欲来

相对于后赵在北方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来说，东晋朝廷非但对外一事无成，其内部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着一代名将的不幸病故，王敦的政治野心愈加膨胀，为了争夺梁州的控制权，他当即就派遣从事中郎将赶赴襄阳担任监军。晋元帝也深知襄阳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于是他任命湘州刺史甘卓改任梁州刺史，督沔北诸军事，镇襄阳。王敦在梁州可谓是挨了朝廷的一记闷棍，他对此心有不甘，于是便别有用心地处死了武陵内史向硕，这个举动明显带有挑衅性质。晋元帝对王敦的飞扬跋扈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对王导也日渐疏远，由原先的“王马共天下”改为对王氏一族采取抑制政策，而且还援引侍中刘隗、尚书令刁协为心腹来替自己出谋划策。

由于王敦很早便已心存异志，他在培植心腹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吴兴沈充足智多谋，王敦对他十分欣赏并任命为参军；沈充又向王敦引荐了自己的同乡钱凤，结果也被任命铠曹参军。二人积极献计献策，参与密谋，在王敦帐下可谓是红及一时。为了改变诸侯坐大、外重内轻的不利处境，刘隗向晋元帝建议应该尽快将可靠的人安插在各地，这样才能掌握实权。恰好王敦也在这时上表朝廷，请求任命宣城内史沈充接替甘卓担任湘州刺史。元帝认为湘州地处长江上游，对于盘踞荆州的王敦可以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于是决定任命叔父谯王司马丞出任刺史。谯王司马丞在赴任途中经过武昌，王敦设宴款待，在酒席上王敦直言不讳地表示，司马丞并非将帅之才。谯王司马丞对此毫不示弱，他说自己以前之所以默默无闻，其原因在于一直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何以见得就当真是百无一用呢！通过这番试探，王敦认为司马丞毫无城府，只会空说大话为自己壮胆，不足为惧，因此对他的上任未做阻挠。当时的湘州由于经历了数载战乱，已然残破不堪；司马丞勤俭节约，安抚百姓，很快就声名雀起，远近皆知。

公元321年，为了扩充兵员，刁协建议朝廷颁布“释奴令”，将那些为了躲避中原战乱而流落扬州、投身于大户人家的青壮年全部豁免并让他们随时准备应征。晋元帝当即照准，这个举动引发了江东世族的普遍不满。为了对王敦有所防范，晋元帝便以讨伐胡寇为名任命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蓟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又任命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刘隗虽然已经在地方上掌握了很大的实权，但是由于深得晋元帝的信任，有关朝廷机要及士大夫的任免仍然与他商议，因此很快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于是王敦修书一封以示警告，其辞曰：“顷承圣上顾眄足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足下及周凯之徒戮力王室，共静海内。若其泰也，则帝祚于是乎隆；若其否也，则天下永无望矣”。 刘隗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余之志也。”由此可见，王敦与晋元帝的这位亲信已然是水火不容。

豫州刺史祖逖深知刘隗、戴渊皆非统兵之材，一旦王敦与朝廷开战，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江东的支援，苦心收复的河南之地势必难以保全，于是抑郁而卒。豫州士女如丧父母，许多地方都为他修建了祠堂。祖逖与刘琨同为一代名臣并且在早年共同创立了“闻鸡起舞”的著名典故，但是就个人才具来说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刘锟的机遇远在祖逖之上，但是他只会抚众而不会如何用众，结果往往是有始无终；而祖逖则既善于争取人心，又深谙用兵之道，所以能够在乱世之中建立功勋。潘太史个人认为，民国的创始人孙文与刘琨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当年应冯玉祥之邀赶赴北平的行为着实过于冒险，假如不是因病逝世的话，其下场或许比刘琨还要糟糕。

虽然祖逖的官职均由其弟祖约继承，但是此人并无抚众安邦之才，祖逖的北伐大业实际上已然是人忘政息。但是祖逖的病故却在客观上又为王敦扫除了一个障碍，他如果从荆州起兵的话只需顺流而下直扑建康即可，原先之所以隐忍不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顾及到周访与祖逖有可能会抄袭后路或从旁牵制的因素。晋元帝也意识到了祖逖之死或许会影响到江北的战局，因此便加紧了对慕容部的笼络工作，其具体做法当然还是继续加官晋爵，任命慕容廆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加封辽东公，单于如故。慕容廆的宏图大业从此步入了正轨，他帐下非但人才积极，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异常出色。其中慕容皝最具雄才大略，喜读经史；镇守辽东的慕容翰以及驻守平郭的慕容仁也都是文武双全，深得民心。

就在前赵、后赵瓜基本上瓜分完北方之后，拓拔部的内讧仍在继续。拓拔猗卢之妻惟氏，惟恐代王拓拔郁律坐稳王位后会对其子拓拔贺傉即位不利，于是便杀死了郁律改立贺傉为王，从此专制国政，后赵人称其为“女国使”。惟氏本想斩草除根，郁律之子什翼健年幼，尚在襁褓之中，其母王氏惟恐暴露，便默默地向上苍祷告，孩子果然很长时间都没有啼哭。什翼健后来对拓拔部的崛起可谓是至关重要，看来“天命有归“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三，城狐社鼠

公元322年，王敦于武昌起兵，上疏列举刘隗罪状，最后则表示：“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三思之，则四海义安，江山永固矣”。其实，王敦集团内部“清君侧”的问题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长史谢鲲认为“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意思是说要清除刘隗也应该顾及到天子的脸面。王敦对谢鲲的态度十分不满，从此将其打入了“另册”。当大军到达芜湖的时候，王敦再次上表，要求连同刁协一并惩办。此时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任命他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从而对建康形成了夹击之势。晋元帝感到忍无可忍，于是颁布诏书：有杀王敦者册封五千户侯。

王敦在率领大军东进之前，自然要对湘、梁二州有所安排，但是在具体措施上显得有些草率。首先是对谯王司马丞的能量估计不足，以为派一名参军恒罴赶赴湘州即可解除其兵权，不料司马丞却囚禁了使者并公然举兵讨伐王敦，各郡纷纷响应，惟独王敦的姐夫湘东太守郑谵拒不从命，结果为湘州司马虞望所杀。王敦的另外一处失算，就是对甘卓的首鼠两端过于掉以轻心，结果被司马丞抢先一步策反成功。

甘卓起初一直就如何站队的问题摇摆不定，参军李梁认为保持中立是完全之策，不论朝廷与王敦之间的胜负如何，梁州均可维持一方的太平。主簿邓骞奉司马丞之命也前来游说，其辞曰：“为人臣者，国家有难而坐视不救，于义安乎！今既不为义举，又不承大将军檄，必致之祸也”！甘卓对于这两种意见仍然不知该何去何从。恰好王敦又派参军丹杨乐融道前来催促甘卓火速进兵，此人历来对王敦的悖逆言行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劝说甘卓响应朝廷。

甘卓这时终于作出了决断，他非但上书朝廷表示忠心，还派遣参军罗英赶赴广州去联络陶侃共同勤王。这个消息传到武昌之后，顿时人心惶惶。不过王敦毕竟经久战阵，他当即就看清了司马丞与甘卓之间分清了主次，命令其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义以及将军李恒率领二万甲士进攻长沙。至于如何对付甘卓，王敦早就准备好了一条锦囊妙计。王敦帐有一名参军名叫甘卬，此人乃是甘卓之侄，当他听说梁州其兵之后，立刻便打发甘卬前去游说，性格多疑寡断的甘卓果然停止进军而开始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为王敦争取到了必要的时间。

其实就当时的战略格局而言，甘卓不论把赌注押在哪一边都没有十足的胜算，但是从利害关系考虑，朝廷假如击退了王敦，势必还要乘胜追击，战场的重心将会转至荆州，双方的优劣可谓是一目了然，届时再进行投机的话应该不至于押错宝，而且梁州这枚砝码无疑会显得更加重要。即使甘卓当真跟错了人，朝廷最终攻克了荆州，想必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对梁州不太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反之，如果当即就与王敦翻脸的话，王师主力远在建康，梁州方面必然要承受极大的军事压力。对于强势一方来说，远交近攻不失为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但是对于弱势一方来说，或许反其道而行之才是明智之举。失信于朝廷固有将来之患，惹恼了王敦则势必遭立至之灾。就甘卓而言，或许采取围魏救赵的手段才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就是主动向占据四川的大成国挑衅，摆开一个开战的架势并乘机扩充军事实力，并以西线吃紧为名而对东线的决战采取观望的态度，这样对双方都算有所交代。

公元1948年，东野大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形势对国军异常不利。蒋介石命令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迅速派兵出关驰援锦州，但是傅总司令深知林彪骁勇善战，贸然出兵风险实在太大，很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不过总统的军令又不能公然违背，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绝妙方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偷袭西百坡之役。其具体做法是主动向蒋介石献计，与其去舍近求远地去增援战云密布的锦州，倒不如采取避实击虚的方法对中共中央的驻地西百坡发动一场闪电战。这个作战计划虽然由于泄密等原因而未能得逞，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全师而退，而且把老蒋彻底忽悠住了，遣师出关的任务最终也就不了了之。由此可见，人类的谋略水平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四，伯仁由我

王敦并没有在中途过多纠缠，而是率领大军直捣建康，晋元帝连忙征调戴渊、刘隗回京勤王。刘隗起初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百官面前夸夸其谈，显得意气风发。他与刁协

建议立即将王氏一族全部处死，不料晋元帝却明确地表示拒绝，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当时除了光禄勋王含乘一叶轻舟投奔王敦以外，其余人等诸如中领军王邃、左卫将军王廙以及侍中王侃、王彬共计二十余位每天都在司空王导的率领下主动来到宫门口请罪，处置他们可谓是非常简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王敦的大军已然是迫在眉睫，刘刁二人此时的建议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招致王敦的疯狂报复。

直到这时刘隗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是书生误国的恶果已经酿成，一切后悔、恐惧都成为了马后炮。晋元帝急忙召见周凯商讨对策，恰好在宫门口遇到了王导。王导此时非但自身难保，而且弄不好会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他赶忙哀求道：“伯仁，以百口累卿”！周凯并未搭理王导，但是在晋元帝面前却竭力为他辩白并一再担保其忠诚可靠，元帝当场表示相信。周凯素爱喝酒，大醉方归，而王导仍然在宫门外等候，他赶紧呼唤周凯，企图探听一下皇帝的态度。不料周凯仍然不予理睬，王导以为他见死不救，于是恨之入骨。其实周凯当天就起草了一份表章再次为王导辩诬，可惜王导当时并不知情。

元帝采纳了周凯的建议，让王导重新穿上朝服，君臣重修旧好。不久以后，元帝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又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陶侃领江州刺史，各帅所部抄袭王敦后路。为了振奋士气，皇帝竟然亲披铠甲于郊外督师。但是王敦大军训练有素，转眼之间便兵临石头城下。

王敦本想首先进攻刘隗，这时部将杜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刘隗久握大权，手下聚集了一大批亡命之徒，一旦交战胜负难料；而周札平时刻薄寡恩，士兵不愿为其卖命，我军一旦发起攻击可谓是摧枯拉朽。王敦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任命杜弘为前锋，周札果然开门投降。杜弘原本是是杜弢手下的一员大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自从投降官军以来深得王敦的赏识，因此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为攻克建康立下了头功。

元帝急忙调遣刁协、刘隗、戴渊率领大军全力反攻石头城，同时还命令王导、周凯等人分三路出击，结果被王敦打得大败，近卫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敦放纵士兵大肆劫掠，其本人也无心觐见皇帝，当时皇宫及官署的守卫大多已经逃散，惟有安东将军刘超率领一干侍卫以及两名侍中还在坚守岗位。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晋元帝遣使谓王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由此可见，尽管双方已经兵戎想见，但是谁都没有把事情做绝。王敦起兵并没有公然造反，他所打出的旗号乃是典型的“清君侧”；元帝虽然下令讨伐王敦，但是对于身在建康的王氏宗族却并未加以屠戮。

刁协、刘隗兵败以后都退入了宫中，元帝令其出逃避难；结果刁协行至江乘为人所杀，传首王敦；刘隗投奔后赵，官至太子太傅而卒。中国历史上向来讲究“忠臣违难，不赴敌国；君子绝交，不出恶生”， 刁协、刘隗的初衷或许当真是为了忠君报国，但是在遭遇险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不敢主动承担责任，因此他们从本质上说不过是投机分子而已，晋元帝重用志大才疏、贪生怕死的刁、刘二人可谓是咎由自取。

元帝命令文武百官去拜见王敦，史书中记载了王敦与戴渊、周凯等人的对话，听来十分有趣。

王敦谓戴渊曰：“前日之战，有余力乎？”对曰：“岂敢有余，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对曰：“见其形者谓之逆，体其诚者谓之忠。”王敦谓周凯曰：“伯仁，卿负我！”凯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

王敦手下有一名参军名叫吕猗，此人曾经在朝中担任过郎官，曾经遭受过戴渊的冷遇，于是便对王敦说道：“周凯、戴渊，皆有高名，足以惑众；近者之言，曾无怍色。公不除之，恐有再举之忧”。王敦对此伸有同感，为了慎重起见他特意向王导征询意见；王导对于周伯仁可谓是满腔怨气，因此不置可否。于是王敦便下令处死了周、戴二人。不久以后，王导在料理中书文件时发现了周凯积极营救自己的奏章，顿感无地自容，不禁痛哭失声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公元1945年，毛主席生平最负盛名的词篇《沁园春·雪》风靡重庆，柳亚子先生步其韵填词一首，其辞说：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伯仁由我”的典故就是出自于王导之口。

王敦从此把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加封王导为尚书令，王廙为荆州刺史，而且随意任免百官，为所欲为。魏义率领的大军也在经过了一番苦战之后攻克了长沙，刺史司马丞等人皆为王敦所杀。甘卓在退兵之后疏防范，结果被襄阳太守周虑采取调虎离山的方法杀死在寝室之中，诸子同时遇难。王敦随即任命从事中郎将周抚为都督沔北诸军事，这说明他对周访还是多少有些惺惺相惜的。与此同时沈充攻克了吴国，诛杀内史张茂，王敦可谓是大获全胜，于是兴高采烈地班师武昌。临行之前，长史谢鲲奉劝王敦觐见皇帝，以便体现应有的君臣之道。

根据史书记载：谢鲲言于王敦曰：“公至都以来，称疾不朝，是以虽建勋而人心实有未达。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释然，则物情皆悦服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鲲今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也。公若入朝，鲲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卿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随即扬长而去，返回武昌。在“清君侧”的问题谢鲲曾以“诚狐社鼠”为由持消极的态度，王敦对他的戒备心理可谓是事出有因。

王敦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对沈充、钱群可谓是言听计从，二人都是贪得无厌之辈，为了个人的眼前私利不惜败坏当局的政令，王敦的大好形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生了逆转。此时的王敦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部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他在羞辱了朝廷之后便开始把主要转向了如何削弱藩镇的势力。元帝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当时惟一可以与王敦抗衡的人物恐怕非广州刺史陶侃莫属，于是元帝便试探性颁布诏书，令陶侃兼任湘州刺史。这样的小把戏在老谋深算的王敦面前当然不会得逞，王敦即可要求加封陶侃为散骑常侍，实职仍然是广州刺史。不久以后，王敦亲自兼任宁、益二州都督，并且以下邳内史王邃为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卫将军王含都督沔南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武昌太守担杨王谅为交州刺史，并且命令他在上任之后设法除掉原刺史修湛以及新昌太守梁硕，面对王敦的这一系列人事部署，元帝深感自己回天乏术，终于忧愤成疾，不幸驾崩。太子司马邵即位，史称晋明帝，司空王导受遗命辅政。明帝随即宣布大赦，尊其生母荀氏为“建安君”。

五，刘耀西征

就在东晋君臣忙于内斗的时候，后赵王石勒开始对河南实行蓄谋已久的反攻倒算，豫州刺史祖约无力抵抗，退守寿春，襄城、陈留等相继沦陷，战线再度南移。石勒又命令中山公石虎率领主力进攻泰山，徐龛龟缩不出，石虎便修筑工事进行长期围困，数月之后终于攻克了城池并将徐龛解送襄国。石勒当即下令将徐龛处死并让王子都等人的妻子个割其肉而食之，同时一举坑杀了三千名俘虏，正好是当年徐龛杀死后赵士兵的十倍。就在石勒为复仇成功而沾沾自喜之际，他的头号谋璞阳侯张宾却不幸病故了，这对于后赵来说堪称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损失。面对后赵强大的军事压力，兖州刺史郗鉴在苦撑三年以后终于无力再战，只得退守合肥。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素有清名，请求朝廷征其入朝，元帝拜为尚书，徐州、兖州之间的许多坞堡相继归顺了后赵。

前赵主刘耀乘周边无事之机向梁州刺史杨难敌发动了进攻，杨难敌自然不是刘耀的对手，只得退守仇池。仇池附近的氐族、羌族各部以及原来隶属于司马保的将领杨韬、陇西太守梁勋等人相继归降。刘耀将陇西万余户军民迁往长安，随即便开始进攻仇池。不料战役尚未展开，军中突然暴发了瘟疫，刘耀本人也未能幸免，于是只要暂时退兵。为了防止杨难敌乘机反攻，刘耀派光国中郎将王犷前往劝降；杨难敌对于战场形势的突然变化缺乏了解，于是遣使称藩。刘耀对于这样的结果非常得意，当即加封杨难敌为上大将军、武都王。

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以外情况，秦州刺史陈安突然要求觐见，刘耀以身体不适为由予以拒绝。陈安的嗅觉异常灵敏，他断定其中必有蹊跷而且刘耀本人极有可能因感染瘟疫而死亡，于是便大肆劫掠。刘耀的病情十分严重，只好乘坐马车先行返回长安，断后任务则交由部将呼延实负责。陈安率部截击并杀死了呼延实，随后又命其弟陈集带领三万骑兵穷追不舍，结果为卫将军呼延瑜所杀。陈安在遭受如此重创之后只好返回了上邽，但是敢于追击刘耀的英勇事迹还是为他赢得了巨大声望，陇上羌、氐诸部纷纷前来归顺，拥兵十余万。陈安自以为羽翼丰满，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王。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战局的认识非常清醒，他们深知只要刘耀未死，西北就必有后患，盘踞在桑城的匈奴别种休屠王石武便不失时机地主动归顺了前赵，结果被刘耀册封为秦州刺史、酒泉王。凉州刺史张茂也看出陈安下场不妙，于是派遣将军韩璞率部占领了陇西

公元323年，陈安主动进攻南安，将前赵征西将军刘贡所部团团包围；石武采取围魏救赵的方法从桑城直接出兵上邽，随后与刘贡合击陈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陈安只得带领八千骑兵退守陇城。刘耀此时已经完全康复，他决定亲自率兵攻打陇城，并派遣一路偏师包围了上邽，当右军将军刘斡攻克可平襄之后，陇上诸县纷纷请降。陈安这时才意识到大势已去，匆忙留下了两员部将杨伯支、姜冲儿固守城池，自己则率领精骑突围，企图奔赴陕中。刘耀令将军平先等随后尾追，陈安左手挥舞七尺大刀，右手运转丈八蛇矛，对方五六人一齐上阵也不得近身，一旦拉开了距离，他便左右开弓，异常骁勇。而平先则更加勇猛矫健，仅仅三个回合便夺下了陈安手中的刀矛。这时正好下起了大雨，陈安弃马步行，与少数亲信藏匿于山中，待到第二天放晴以后，前赵辅威将军呼延青率部搜山，终于在涧曲发现了陈安并将其处死。陇城、上邽等地也相继请降，陈安所部彻底覆灭。但是陇上军民念及陈安善于安抚将士，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于是作了一首《壮士之歌》以示纪念。

刘耀随即将秦州大姓杨氏、姜氏等两千余户迁往长安，西征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氐、羌各部迫于前赵的军事压力，都纷纷请降并选送了人质，于是刘耀从中选定了赤亭羌酋姚戈仲作为自己的统战对象，并且任命他为平西将军、平襄公。随后，刘耀亲自率领二十八万大军西征凉州，同时还命令部将刘咸进攻盘踞在冀城的韩璞，呼延宴进攻据守桑壁的宁羌护军姜鉴，以便剿除张茂的羽翼及外援。刘耀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统帅，深知兵法中的虚实之妙，他此番出征时所统领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在与陈安的作战中又有所消耗，而且疲惫异常，最为稳妥的办法无疑是暂且班师长安，但是那样一来陇西各地势必得而复失，张茂或许还会坐收渔人之利。反过来说，虽然新近归附的羌、氐各部的实际战斗力非常有限，但是至少还可以令其滥竽充数，以便壮大声威，于是刘耀将二十八人沿河摆开，列营百余里，锣鼓之声震天动地，而且扬言即将分路渡河，直捣姑藏。张茂亲自奔赴前线视察，沿河守军纷纷望风而逃，恐怖的情绪刹很快边笼罩了整个凉州。

参军马岌认为凉州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向敌人示弱，张茂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毅然决定亲自挂帅出征。参军陈珍也对战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前赵大军兵力虽多，但大多都是裹挟而来的乌合之众，其战斗力着实有限，而且刘耀的真正劲敌乃是东线的后赵，依目前的情形来看绝对不会旷日持久地陷在河西，充其量不过与我军相持二十天而已。张茂完全认同这个判断，于是便命令陈珍率兵去增援韩璞。

前赵诸军争先恐后地要渡过黄河，深入河西；刘耀则仍然坚持虚张声势的作战方针，并且断定张茂不出二十天便会请降。事情的进展果然与刘耀事前的判断丝毫不差，张茂很快便遣使称藩，并且送来的不计其数的牛羊马匹以及珍宝以示劳军。刘耀则当即退兵并且任命张茂为侍中、凉州牧。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既然张茂明明知道刘耀暂时无力深入河西，而且更不可能与他打持久战，那么何必还要称藩请降呢？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刘耀的战略重点虽然在东线，但是在他全力东进之前必须解除西线的后顾之忧。刘耀在西线并未集结主力固然对深入河西作战极其不利，但也正因为如此张茂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对他造成重创，一旦因为取得一次小胜而与强大的前赵结怨，结果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假如事情当真如此发展，刘耀势必会改变其整体战略，即在东线与后赵妥协而全力经营西线。另外，即使刘耀因为这次战役准备不足而仓促退兵，裹挟而来的二十万乌合之众顿时便会群龙无首，这伙人如果骚扰河西也并不容易应付。因此，张茂的请降与刘耀的受降可谓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此得保境安民之实惠，彼享西征大捷之盛名。

杨难敌获悉陈安的死讯后顿时吓破了胆，匆忙与其弟杨坚头逃往汉中；前赵镇西将军随后尾追，大获全胜，而且还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刘耀随即任命大鸿胪田菘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率兵驻守仇池。杨难敌则向李成请降并送去了人质，安北将军李稚在受降之后由于授受了贿赂而未将杨难敌等人遣送成都，而是在前赵大军班师以后放虎归山令其回到了武都。杨难敌摆脱困境后便不再继续效忠李成，而是据险死守。成主李雄不禁勃然大怒，并且不顾诸位大臣的劝阻，派遣李稚及其兄世中兼中领军李琀率兵出白水，征东将军李寿以及李琀之弟李玝出阴平，分兵两路发起攻击。结果杨难敌利用有利的地形阻击李寿，而集中主力对轻敌冒进的李琀、李稚突然发动反攻，阵斩二将。不久以后，杨难敌便收复了仇池，刘耀由于忙于东线战事而无暇他顾，只得听之任之。

与此同时，后赵也消除了一个多年来的心腹之患。中山公石虎率领四万主力东征青州并且包围了广固，安东将军曹嶷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城请降，结果被押赴襄国处死，其部下则被石虎活埋了三万余人。从此以后，中原地区进入了刘耀与石勒双雄并立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