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十七年
2020-02-02 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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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49年宣告成立以来,迄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潘太史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者、历史工作者,最近无意中发现,这七十年间分别位于首尾的两个十七年,或许有些值得玩味。第一个十七年:1949-1966年,这十七年的历史,是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但接踵而来的则是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问题,曾经一度被彻底否定,并且将其定性为“十年浩劫”,但近年来体制内似乎对这样的结论也有所松动,于是出现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如果就全局的观点来看,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或许可以套用一句马雅科夫斯基的诗作来予以概括,那就是“向左、向左、向左”!文革十年则延续了这个历史进程。而文革终止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完全而又彻底的重大拐点......。

第二个十七年,无疑就是从当下的2020年倒推至2003年。2003年最重大的实践,无疑就是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了非典,当年的处置,尤其是在初期固然也不乏诸多失误之处,但就整体而言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出了不凡的治理能力,即便是存在失误甚至重大失误,也完全可以归咎于人谋不彰,至少全程并未出现大量的负面消息......。当然,这或许与当年的自媒体尚不发达、互联网社会尚未形成也有所关联。那么2020年的当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新型肺炎,其规模和影响恐怕都比当年的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河南等地的行政首长表现除了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但策源地湖北以及武汉各级行政官员的表现,想必全国人民已经有目共睹。如果就2020与2003年的进行一番比较的话,举国体制并未改变,这无疑是二者之间的明显共性,那么最主要的差异到底又是什么呢?

潘太史在此依然想借用著名文人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曾经沐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的名言:“我们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先生总结出这样精辟的观点,肯定也不是一蹴而就,至少需要一个长期观察、思考的过程。那么形形色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北京大学这个平台而进入钱理群先生视线的时间点姑且假定在他任教北大时开始算起,也就是公元1981年,那么当年那批考入北大的本科生的出生日期,大约可以笼统地锁定为60后,那么65后、70后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中,显然就开始充斥者大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2003年之际,第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在体制内发展的话,年龄大约在40岁上下,行政级别大致上应该在副处或正处之间,在抗击非典之际,他们应该处于执行层而不是决策层。而2020年的当下,这批老资格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能已经修炼到了“绝对”的层级,其行政级别与行政职务至少也是厅局起步,个别极优秀者诸如前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之流在政坛的前程当真一度令人敬仰......。选择在商界发展的胡士泰先生就是出生于1963年,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综上所述,潘太史认为第二个十七年最大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的佼佼者或许已经进入了决策层,主干则栖身于执行层,大多资历尚浅者则还在基层锻炼,至于北大大四学生牟林翰同学在被取消保研资格之后如何延续自己人生理想,恐怕还在未定之数吧。

2020年2月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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