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驳张宏良

为张宏良教授普及历史常识

也不知是哪位“左道朋友”给潘太史发来了一封邮件，附件内容是张宏良的一篇署名文章，主题为《准确惊人的历史预见，旷古绝伦的理想悲剧》，副标题则是简评《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一文的历史预见性。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篇《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刊载于1974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是多年来一直被妖魔化的文革后期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两校大批判组隶属于江青等人领导，其历史观大致上代表江青等人的看法。今天阅读这篇文章，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其惊人的预见性。尽管文章写于1974年，内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读起来却感到其中每一个字都是在写当今中国，在写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3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人物，都能够从最近30年的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正是因为文章极其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穷人政权覆亡的全部过程——准确得似乎不是在预见而是在回顾——才会让人读起来如此的惊心动魄，如此的感慨万千。之所以感慨万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后会发生什么，包括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等每一个细节，都预先知道得清清楚楚。文中写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所有人，后来被尽数处死，无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临头的江青却十分平静地端坐于寓所之中，既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准备，更没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紧接着，张宏良教授便开始对江青同志大加赞美，并且将其比喻为伴随开国皇帝南征北战的“马上皇后，而且还以秦朝年间的沙丘政变以及法国大革命为例，胡说什么中国左派失败的原因在于“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没有镇压一个走资派”，结果反倒遭到了走资派的全部镇压，连身为“国母”的江青都被判黜了死刑（死缓——潘太史注）。

既然江青同志早在1974年就早已认清了形势，那么为什么在两年后却束手就擒了呢？张宏良教授的解释是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连想都不想便弃之不用。江青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她不掌握军队，而是在于没有控制全部军队。或许为了提供论据，张宏良教授还特意将《赵高篡权和秦朝的灭亡》的全文原封不动地照抄了一遍，并且把秦朝灭亡以及法家路线被迫中断的主要原因统统归咎于大宦官赵高的身上。

虽然张宏良教授的雄文加上引文长达一万七千余字，但是在潘太史看来仍然未能脱离作他一贯的写作习气，那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前后矛盾，不攻自破！其一，张宏良教授断言，梁校在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每一具体事件及具体人物都能够在最近三十年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那么原文中这段话又该如何解释呢？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根据史书记载：大将蒙恬当时率领三十万大军驻守边境，秦始皇长子扶苏为其监军。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将二人“赐死”。扶苏接到中使（宦者）送来的诏书之后，立即便要自杀。蒙恬怀疑其中有诈，希望扶苏向皇帝进行核实后再做定夺。而扶苏却说：“父亲要让我死，作为儿子岂有向他核实之理！”随即便毅然自杀。蒙恬当时还不想死，他主动交出兵权甘心沦为一名囚徒，结果与担任皇使之职的兄弟蒙毅在赵高的唆使下皆为秦二世所杀！

沙丘政变的确是秦朝由治到乱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但是如果秦始皇及早册立扶苏为皇太子而确立国本，赵高、李斯之流就算能量再大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主席毫无根据地大讲什么第N次路线斗争，对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接班人林彪同志无端猜疑，对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更是翻脸不认人，居然在总参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同志面前公开表示，他不知道“参谋总长”姓甚名谁。黄总长曾经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名副其实的井冈山故人！他原本叫黄叙钱，主席生平讨厌“钱”字，因此特地赐名“永胜”。军中还有另外一名高级将领获得过如此殊荣，此人便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同志。为了维护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新贵的利益居然不惜动摇国本，如此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做法，难道还能指望什么江山永固吗！

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何在？当然源自于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人民军队的雏形则是源自于著名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乃是中国革命法统的当然代表，其中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队伍，林总自从井冈山时期就屡立战功，他后来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解放了半壁江山，在战略决战中更是三大战役有其二！将这样的功臣诬陷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天命又焉能不改呢！

江青同志虽然是毛主席的夫人，但是并未经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杨开惠烈士英勇就义于先，贺子珍同时赴苏治病于后，她的实际地位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妃子”而已。追随主席转战陕北或许是她在战争时期惟一的闪光点，但是就贡献而言，任何一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也未必在她之下。况且江青同志身为主席夫人，却没有产下龙种，可谓是大节有亏，若是当着外人想要过几天娘娘瘾也就罢了，但是在陶铸、谭震霖、陶铸以及黄永胜等这些井冈山故人面前若是抖威风、摆架子的话，难免会有东施效颦之嫌。

其二，张宏良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个赵高、李斯，无疑是在影射邓理论、华英明，这无论如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1976年10月发生的那场“沙丘之变”，主谋是华英明及汪总管，同时得到了国防部长叶帅及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支持，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想必也是知情的。愿意为“四人帮”殉葬的军人好像只有两人，军委（总政）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同志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徐海涛由于在文革初期紧跟春桥而开始发迹，很快就从上海警备区的一名师长晋升为总政保卫部部长（估计是大军区副职级别），他的自杀恐怕是出于未能对春桥尽到保卫之责而感到愧疚吧。刘传新同志之所以义无返顾地选择自杀，恐怕与“四五运动”中结怨过多有关。而邓理论当时的处境乃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那永不翻案的拿手好戏虽然使用过两次，但是与“沙丘事变”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虽然不乏作案动机但的确没有作案时间。潘太史时年六岁，曾经亲眼目睹过群众悼念总理的场景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庆祝活动，实在看不出江青同志在军队中有什么重大影响。至于高级将领向她写效忠信，姑且可以将其视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同时也是吸取了林副主席家破人亡的惨痛教训以及邓理论三副一正的成功经验。

其三，张宏良教授还在文章中对江青的政治节操予以了高度的肯定，称赞她“宁死也绝不低下高昂的头。如果她也能够像第二代领导人那样，及时给英明领袖华主席写信效忠，并且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么就算是不能晋升一级，至少也能够保住人身自由”。

潘太史虽然也对江青、春桥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气节十分钦佩，但是对于张宏良自做多情式的说法却难以苟同。作为一名政治家来说，对当前的形势做出精确的判断乃是一项基本功。邓理论“永不翻案”的做法虽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是他对服软认错的时机却把握得妙到颠毫而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次是在1973年，林总逝世之后，国本动摇，总理威望如日中天，主席在暂时解决了与刘少奇之间的走社派与走资派之争以后，又把全部精力转向了与总理之间的儒法斗争。邓理论见机而做，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第二次则是发生在“沙丘事变”之后，华英明在党内元老派的咄咄攻势下早已准备认输，邓理论再度祭出永不翻案的法宝，其实是为双方都找到了一个保存颜面的台阶。潘太史虽然对邓理论向来没有好感，但是假如江青等人取得胜利，他在断定自己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或许也会变得“坚强”起来。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江青、春桥即使下跪磕头也丝毫不会改变自己的处境，王洪文“态度好”的惟一回报就是为他争取到了无期徒刑。刘少奇下台之初也曾一度心存幻想，非但自己主动写长篇检讨，还请总理帮忙修改，结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光荣地永远开除出党。副总长吴法宪同志只不过是想为自己涨半级工资而觊觎总长之位，巴不得由林总出任国家主席，以便让黄永胜补缺成为国防部长，于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太过忽悠而栽了跟头。他事后不顾林总的劝阻，不惜检讨检讨再检讨，结果到秦城监狱里蹲了班房，问题还是没能交代清楚！

其四，张宏良认为江青等人在主席去世之后便犹如无罪的羔羊，始终都在引吭待戮，这与历史事实是截然相悖的。江青、春桥等人并非没有动作，他们无非是想利用召开中央全会的时机通过选举的手段来争取获得最高权力。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澄清：既然主席信任江青、春桥并不惜为此与林总决裂，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将大权交给他们而偏要扶植华英明担任总理，后来又擢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呢？

这是因为老人家当时已经意识到，随着林总的去世以及对军方的大肆清洗，自己已经永远丧失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动用枪秆子来解决党内矛盾只能是事与愿违。事实上叶帅、聂帅等元老、军头已经在暗中谋划“清君侧”的“革命”大业了，因为林总以及黄吴李丘等人的下场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假如主席贸然将大权交给江青，那么后果就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帅们发动一场二次革命，届时非但“四人帮”无法活命，恐怕自己也会遭到鞭尸的下场！中国革命的法统或许会由此而彻底终结。他推出华英明的目的无非是个掩人耳目的障眼法，真实意图想为江青等人争取时间。“四人帮”当时惟一的出路其实就是抓住华英明这个“第一”的称谓大做文章，主席去世之后就应该永远为他保留这个职务，并由此而取消副主席而改称书记，华英明担任第一书记可谓是顺理成章，但是党魁的实权则不可能与主席在世时相提并论。在多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形势下，文革派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结果江青、春桥非但没有准备应急之策，反而一天到晚空喊什么“按既定方针办”，天真地以为只要先帝“遗诏”在手即可顺利登基，殊不知这个举动反倒促使华英明颁布了一份矫诏，即“你办事，我放心”。事实证明，江青等人当时非但没有坐以待毙，反而还在想入非非，简直是利令智昏！

张宏良虽然号称教授，但是从上述分析中不难明显看出，此人缺乏真材实学，其历史知识及见解恐怕连高中生的水准都还没有达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竟然不惜严重歪曲史料，而且对同一个问题往往采取两套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潘太史承认，对江青同志的“审判”及定性的确有失公道，但是把她比作吕后、武则天那样杰出的政治家显然言过其实。

根据可靠消息，林总殉难之后，中央曾经设立专案组对相关问题及人员进行过严格的审查。专案组组长由周总理兼任，具体事务则由一名具有政治局委员头衔的副组长督办，他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想必在政治局委员中都应该传阅过，结论是并无证据表明林总以及黄、吴、李、丘等人想要谋杀毛主席或发动政变，他们连知情人的资格都不够！江青同志当时对此好像也没有主持公道呀！

两年前，在秋石客同志主持的“纪念林彪元帅学术研讨会”上，潘太史随同其他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就对林总的冤情提出过质疑，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林案朝翻，江案夕改”。张宏良闻听之后当即公开叫嚣什么“你们为林总平反到底欲置主席于何地”？并且当众污蔑根红苗正的潘太史是“狗崽子”。也不知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以及审判江青的时候，张宏良教授到底身在何方！

张宏良教授一再鼓吹镇压反革命、镇压走资派！但是毛主席在天下大定之后明确地教导我们说：“即使当真是反动派，也要一个不杀，大多数不抓”。假如张宏良教授有幸上台，潘太史虽然一不是反革命，二不是走资派，三没有充当买卖、里通外国，始终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但很有可能由于为林彪元帅说了几句公道话而第一个人头落地。因为在阿Q的心目中，自己尽管饱受赵老太爷、赵秀才的欺压和羞辱，甚至还挨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但是这些人却是万万惹不起的。他发动革命的最高目的无非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头皮，其革命的矛头则指向了王胡，小D由于实力最为孱弱，于是只好沦为其革命的第一对象了！难怪阿Q在憧憬革命胜利后的情景时曾经义愤填膺地说：“头一个该死的就是小D！”因此，潘太史宁可在邓理论、江三表、胡和谐一脉相传的和谐社会里充当体制外的贱民，也着实不敢咸与张宏良教授的“革命”伟业！

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