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国选择“大革命”的原因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为什么法国选择彻底和典型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不像英国那样选择与封建贵族妥协的“光荣革命”呢？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似乎都倾向于从法国社会的内在原因上寻找答案。然而，“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法国不选择“光荣革命”的和平演变的方式而选择“大革命”的不断的暴力革命的方式的根本原因，不是法国社会内因，而是法国社会的外因。换言之，法国选择大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方式，本质上决定于当时法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一、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

法国革命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人类社会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在1789年到1794年期间，法国民族高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民民主的口号，将资产阶级革命沿着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民主专政的路线，一浪高于一浪地推向革命的最高峰。在此过程中，从国王路易十六下台和判处死刑开始，一个又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派别，都接连而三地被革命的浪潮赶下历史舞台，最后连最革命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民主专政送上了断头台。同时，革命通过的法律，一个比一个彻底，最后终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彻底挖掉了法国千余年封建社会制度的根基，并将有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如果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起义”的“人权”最高条例写进宪法，从而为国家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具有史无前例的彻底性，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1】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十七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当时的法国社会虽然名义上还是封建国王统治的封建社会，但是实际上资产阶级已经具备了独立主导社会的实力。

【2】从法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地理和历史环境看问题，由于法国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在商业发展方面，介乎于英国和中国之间，因此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法国的地位，也介乎在英国和在中国之间。历史证明，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英国从来就是封建社会统治的一支政治力量，而商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法国虽然不像在中国那样视为“三教九流”，但是它作为第三等级从来就不是封建社会统治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法国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下院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地理和历史环境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能够和敢于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和广大下层民众保持紧密的联盟关系，从而使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史无前例的彻底性。

【3】法国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决定了，法国作为欧洲大陆最先进的封建大国，是在欧洲其它众多比较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包围下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在欧洲封建势力直接干扰和阻止下进行的革命，甚至也是在英国自私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干扰和阻止下进行的革命。关于这一点，也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很多大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当时人口占欧洲五分之一的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必然会在外来封建势力不断的干扰和阻止下，不断地激发和升级，直到抵达它可能抵达的最彻底的境界为止。

【4】从人类社会制度或发展逻辑更新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社会通过英国“光荣革命”实际上已经完成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顿悟，在此基础上，1690年洛克的《政府论》、1748年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的理论和1754年卢梭关于“人民主权论”等等思想理论的出现，说明人类社会又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思想顿悟，从而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人类社会自觉更新封建社会制度或发展逻辑的运动，而不是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是不自觉的（自在的）更新封建社会制度或发展逻辑的运动。

二、拿破仑军事独裁的必然性

从革命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原则上是相同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的整体发展过程可以分为：革命、共和、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和被复辟四个阶段；同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原则上也可以分为：革命、共和、拿破仑军事独裁和被复辟四个阶段。

也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革命的整体发展过程原则上相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革命作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暴力的系统，必然如“统一论哲学思想”揭示的那样，是“民主”、“集中”和“法制”三位一体相互制衡的系统，因此革命系统在其历史环境逼迫下，必然从“民主”主导向“集中”主导发展，最后如果其历史环境容许的话，必然以“法制”主导为终了。英国革命因为英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条件的发展水平问题，使得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消失后被复辟，但由于复辟势力经过革命的冲击已经非常脆弱，因此英国社会的复辟时间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时间。不过法国的复辟则不是因为法国社会自身生产力和阶级发展的水平不足，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外国封建势力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干扰和阻止。

关于拿破仑帝国的称霸欧洲，《大国崛起》的作者认为，当年拿破仑如果能够及时“金盆洗手”，做欧洲的“仁慈的霸主”，那么当年法国也就不会沦落为战败国了，因此当年法国的悲惨境地完全是拿破仑个人欲壑难填造成的。然而，依据“统一论哲学思想”，《大国崛起》期望拿破仑做“仁慈的霸主”的历史设想，原则上是唯心的，因为在私有制主导的社会，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资产阶级的帝王，按照财产私有和集中的根本逻辑“欲壑难填”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他们在称霸路上能够“金盆洗手”成为“仁慈的霸主”，则是历史的偶然。这也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必然会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应该肯定，法国拿破仑的军事独裁，作为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其主要的历史作用确实是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推广到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称霸欧洲，就不可能有欧洲1848年—1849年的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

三、法国“大革命”的私有性

虽然法国“大革命”打出了人民民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但是法国“大革命”本质上归根到底只是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更新封建主义的私有制的革命。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一般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制定和推行关于保护私有财产、解决农民问题、废除封建制度、改革教会、摧毁王权建立共和、镇压国王和王党势力的反抗和复辟等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加以论证和说明的，当然也包括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1791年的制宪议会通过法令宣布工人罢工或集会结社非法在内。然而，依据“统一论哲学思想”，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私有性不仅仅表现为上述这些法律和政策，甚至应该说主要不是表现在上述这些法律和政策。法国“大革命”的私有性，主要表现为它是一个阶级镇压和掠夺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方式上，包括拿破仑通过军事独裁和对外侵略称霸欧洲的方式在内。

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时起，暴力、掠夺、战争、革命，成为财产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手段：第一，财产社会从娘肚子里掉下来开始，主要是依靠暴力，古罗马奴隶制帝国的崛起是如此，中国大秦帝国的崛起也是如此，欧洲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如此；第二，财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变革，都离不开暴力，以至于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也离不开威廉国王从荷兰带来的军队和战舰；第三，财产社会的所有的秩序的维持，包括人治秩序、法治秩序和革命秩序在内，严格地说最终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由此可见，离开了暴力财产社会一天也活不了。因此，不管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如何将上述历史的暴力对抗现象冠之以正义或非正义的头衔，都无法掩盖暴力和革命的非人道的血腥剥夺的历史实质。

此外，还应该特别提一下，资产阶级执政的英国不断联合欧洲的封建势力对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行径，更深刻地揭示了财产私有制社会及其执政阶级的自私性和劣根性。

所以，历史证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力对抗现象，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所有的“革命”和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类社会坚持以“财产权力阶级或者个人私有”为基本发展逻辑的表现。反过来讲，如果人类社会真正抛弃“财产权力阶级或者个人私有”这个发展逻辑，那么无论是正义的革命暴力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暴力，都必然将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由此可见，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揭示阶级对抗的根源是财产的私有制的历史结论，确实是真理，可惜的是历史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找到能够遏制和掌控私有制的劣根性的正确办法。

四、总结法国选择“大革命”的原因

法国1789年至1794年的“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财产阶级替代落后的财产阶级主导人类社会的最彻底的一次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不仅在氏族贵族社会进化到奴隶社会以及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的两个历史过程中不曾见到的，而且是在与它同一时代的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不曾见到的。

法国选择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已经通过英国的“光荣革命”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社会顿悟”，而且通过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有关著作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顿悟”，因此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拥有在本国社会独立执政的天时和相应的先进阶级的阶级实力；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法国社会处于国际封建势力和自私的英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逼迫法国“大革命”不得不以最彻底的姿态展现在人类历史上。

法国选择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观原因，一方面是法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封建社会，始终在不掌权的第三等级地位完成了它的崛起过程，因此使得法国资产阶级能够在法国“大革命”中与法国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保持良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是法国民族的历史决定了法国民族具有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具备的爱好自由的浪漫主义特色。

毫无疑问，法国选择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客观原因，相对于法国选择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观原因，不仅是主要的，而且也不是当时的法国社会能够控制或左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一样，本质上不决定于法国或英国民族的个性或特色，而决定于法国或英国民族的现代命运。